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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金融监管已经成为最热的政治话题。本书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构架、组成和运作模式，并对进一步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提出了建议。
作者曾担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并参与了英国金融服务局的组建，是国际监管问题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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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谢
缩略语
沈联涛为中文版所作序言
作者为中文版所作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
第二章 当前国际监管体系：理论与实践
第三章 国际金融机构及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第四章 欧盟：特殊案例
第五章 各国监管架构
第六章 关于监管体制的争论
第七章 改革的方向
后记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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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为中文版所作序言
金融监管在一国境内并非易事，放到全球或跨境层面上则更为复杂。在各国境内，金融监管并非只由一家机构负责，因为不同机构往往负责金融系统的不同方面。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法人机构导向的监管，即所谓的机构监管。然而,近来出现了向功能监管转变的趋势，结果导致监管重复和监管空白的产生。
例如，尽管一国对保险、银行、证券和养老金实行分业监管，有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但由于中央银行负责系统金融稳定，财政部负责在必要时拨付财政资金，以及负责竞争的部门、公司注册管理部门、法院、警察和反贪污部门等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金融监管,使得金融部门公共政策的协调、实施以及执法变得错综复杂。
随着金融市场日趋全球化，势必需要制定和建立一套全球的监管标准、规则、做法及相应的基础设施。
始于2007年夏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愈演愈烈，俨然转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至2009年年初仍未有见底的迹象。此次金融危机使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体系等饱受诟病，也让金融监管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次危机的根源，可归结为四大潮流。“冷战”结束后，市场化经济体新增了30亿劳动力，故而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低价商品和低通货膨胀的潮流。而日元利差交易的产生及其后来被杠杆操作和衍生产品的放大，加大了全球金融交易和资本流动的数量和波动，成为第二大潮流。第三股潮流是金融工程师的大量涌现，使我们大量使用金融模型来管理风险。第四股潮流是全球市场的监管放松，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减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除资本管制，那种干预最小化、让市场决定价格、竞争将创造全球效率的哲学成为各国官员们奉行的准则。
本质上，上述四股潮流创造了趋同性全球化的宏观趋势，其本质就是四种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
但是这四股潮流使一国市场变成全球的网络市场，使得没有全球性的货币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在机构和国家层面上划分全球金融体系。而网络化的金融市场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风险。网络的复杂性、全面性、关联性、互动性等特性使得网络整体的风险由于网络中某个个体承担高风险、高杠杆以提高盈利性而增大，并损害了网络中其他个体的利益。而监管机构过于相信市场的力量，没有意识到过剩流动性、过量借贷、过高杠杆率、过度贪婪等会在市场中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链条，从而摧毁了市场的信心，导致大量信贷泡沫的破裂。
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变得越来越困难，金融监管者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金融监管者很难及时得到有关全球性杠杆率、风险等方面的全面信息。同时，监管资源的不足、监管技术的落后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同也使得不同国家的监管者不能够及时采取行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因此，金融监管者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第一，要降低监管体系的复杂度。现在的金融产品、实践、规则及监管都过于复杂以致于很难去理解、应用。第二，要扩大监管范围，将未被纳入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第三，要重新审视8％的资本要求和银行的流动性是否足以覆盖银行风险。第四，要使监管结构与市场结构相匹配。第五，要改进对金融系统、金融创新、跨境破产机制的监管流程。第六，要加强对金融机构激励机制的监管。第七，要统一监管标准。
这本由霍华德·戴维斯先生和大卫·格林先生编写的介绍全球金融监管架构的书对于金融监管者而言是非常有用的。它介绍了目前国际监管的基本框架、基础原则和实践经验，比较了欧盟、七国集团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实体的金融监管体制，并对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作了深入的分析。本书不但撰写及时，还非常实用，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主要缘于本书的两位作者均是金融监管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卓越领导和资深专家。本书对于我们目前研究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合作问题有着非常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给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带来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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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描述了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探讨了该体系尚需改进之处。本书是针对已具备一定金融基础知识的读者而作，由于未对各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技术性探讨，因而对交易员、合规人员和一线监管人员而言，本书并非一本完整的操作手册。同时，该书并未穷尽主要金融学科——银行、证券、保险——当前所讨论的议题，也未尽数罗列在欧盟框架下（包括其他国家）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而是鸟瞰了2007年9月写作本书时全球已存在和正在发生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作者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
我们试图对全球广泛关注的一系列金融监管课题进行讨论，并对致力于这些课题的研究且偶尔能够解决一些监管难题的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描绘。这些组织错综复杂且不乏官僚色彩，同时还呈现出不断繁衍膨胀的趋势。过去六年中，本书作者致力于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在国际领域上的活动，FSA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由76家增加到了150家。虽然详述每家组织的作用和构成有助于勤奋的读者深入地了解情况，但却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而且，这类组织总在不断地进行拆分、解散和重组，因此没有哪篇文章或哪本书能保证相关信息长期准确。
第一章讨论了各种形式金融监管的基本原理以及为什么监管者需要国际视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体系的不断演变，关于应该监管什么以及不应该监管什么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第二章分别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财务报告等方面阐述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包括一些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第三章讨论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作用。第四章介绍欧盟内部建立的较为成熟的跨境金融监管机制。
第五章介绍七国集团（G7）成员各自不同的监管架构及相应的监管理念。许多国家正在热烈讨论如何才能最佳地应对金融市场的千变万化，对此，第六章给出了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七章审视了当前主要问题对现行体制形成的挑战，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建议。
本书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国际监管体系是一点一滴拼凑而成的。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该体系曾较为成功地维护了世界金融稳定，虽然这一点不可否认但现在它已经相当过时，可能不足以应对各种变化带来的众多挑战。由于各类国际组织是基于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模式而搭建的，若想让它们保持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同步前进，就必须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2007年夏天由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引发的金融动荡足以表明，信用转移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人们很难识别风险所在，对单一行业的监管者尤为如此。
近年来，金融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数据表明，全球金融资产
在近十年中已增长了两倍有余，且预计到2010年还将进一步增加50%（见图1）。因此，多年前设计的监管体系无可避免地开始失去意义。此外，跨境金融活动的增长更为迅猛：国际资本流动在近十五年中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扩张（见图2）。所以，国际金融监管虽然曾经只是作为各国监管——如美国——的一个或有或无的补充，但它目前已成为金融市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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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文版所作序言
本书大部分内容于2007年完成，后记于2008年年初完成。
自2008年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极不平静的一段时期。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小问题演变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各国政府被迫纷纷干预市场，以一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方式救助本国银行。目前救助的成本还难以估算，但势必将十分昂贵。因此，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让金融体系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问题？为什么审慎监管没有使银行变得更为稳健？如此危险的泡沫又是如何在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的眼皮底下积累起来的？
以上这些问题都已经以更为激进的方式向各国政府提出，也使金融监管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个在过去还有些不起眼的话题，只能引起喜欢模糊缩略语的人们的兴趣，而今却成为最热门的政治话题之一。即使在布什政府即将卸任之际，白宫还召集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重点讨论国际金融监管的未来发展。2009年4月召开第二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各国政府仔细地讨论了各自监管架构的利弊，而且在不少国家，监管的改革和重组已经开始酝酿。然而，自上次峰会以来少有实际的变化产生。所以，截至目前，可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一切又没有改变。
当前所进行的许多改革在本书相关章节已有所描述。本书第七章“改革的方向”就阐述了国际金融监管架构与时俱进的必要性。我们发现2008~2009年峰会期间提出的许多改革很大程度上与本书中的改革建议相吻合。
现在看来，对于改革至关重要的，即我们过去所呼吁的政治支持可能即将到来。截至目前，各国领导人对国际金融监管只是偶尔展现出了兴趣。这可以体现在，金融监管仅仅是在发生了严重危机后才出现在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上。在我们看来，领导人峰会要产生持久的影响，就应指定一个由各国财长组成的统一小组负责对改革进行监督，并确保相应的机构快速实施改革。可是现在看来改革还缺乏紧迫感。《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协议历时十年完成，但一经正式出台即显得有些多余。事实上，金融稳定论坛显然有着必要的政府机构和监管当局构成，可以成为推动监管改革的适当平台，然而各国政府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赋予该论坛政治授权，从而使它得以出台相关监管改革的决策。此外，金融稳定论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监管职责交叉上达成协调，而现在是协调商讨的时机了。
我们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监管的合理性，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关注和研究。我们提出，当前主要的国际监管组织反映的是过去而非现在的经济力量情况。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监管组织主要由北美和欧洲国家组成，而后者成员比例失调更为严重，仅从数字比例就可以看出。二十国集团第一次峰会对这一问题予以承认，并呼吁这些监管机构自身进行改革并吸收以主要新兴经济市场为代表的新成员。当然就具体吸收哪些国家加入达成一致也并不容易。二十国集团成员本身就包括了如阿根廷在内的国家，显然不是监督金融市场的合适组织。在我们看来，合适的组织应该吸收拥有系统重要性的国际活跃型银行的国家。
目前取得一定进展的另一个领域是流动性监管。我们认为，银行监管者在寻找一种更好的资本监管的方法时，恰恰忽略了流动性这一问题，而后者却成为2007~2008年危机的关键原因。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现已提出了一些改革流动性监管的倡议，尽管这些倡议本身力量有限。英国金融服务局也已出台更为尖锐的倡议。当然在流动性方面有待开展更多的工作，但是目前至少已经找准问题本身。
领导人峰会的召开已经促使银行监管者关注顺周期这一问题，即资本要求可能导致繁荣期愈加繁荣而衰退期愈加衰退。是否有可能设计出一套资本要求，使银行在好年景时计提更多的资本，从而有助于在坏年景时抵御损失？这种想法是很合理的，但要找到一种对各国而言公平且精确的计算方法却并不容易。由于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长在欧洲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因此实行“一刀切”的计算方法似乎不妥，如西班牙的房价在十年间实际增长了130%，而德国的房价在同期内却较为平稳。此外，对于活跃于不同国家的银行也需要有单独的考虑。
各国在调整自身监管体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强调的，全球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监管架构的有效性，而后者情况各异，加剧了全球监管合作的困难。倘若各国监管范围和权利相似，开展全球合作势必要简单许多。而美国在这方面尤其是个难题。如本书介绍的，美国监管体系十分复杂，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亟待改革。
美国国内已就监管体系需要进行彻底改革这一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十分不利，而过去建议分别对现金交易和衍生产品市场实行单独监管的微弱呼声现在看来也已过时。在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戏剧性地将投资银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改变了现有的监管版图，使美联储成为对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实行并表监管的当局。历来接受纽约保险委员会和储蓄机构监理署监管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在2008年9月接受了政府大规模救助，这一事件愈发凸显了缺乏统一联邦保险监管机构的弊端，这也正是本书第五章所提出的问题。评级机构和债券保险公司同时监管不到位，不幸造成了证券化业务一溃千里，这正是缺乏跨行业监管协调的表象之一。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内部提议，大体上将建立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双峰”式监管机构，赋予美联储维护全面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个提议获得了一些支持，但美联储显然很担心失去直接监管银行的权利，而且对监管金融稳定能使用的工具感到不确定。所以在本序撰写之际，美国监管体系究竟将如何改革尚不明朗。
在欧盟，现在对于单一金融市场的弊端及有关意见分歧有了政治上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书中所提到的。各国领导人已邀请以Larosiere先生为首的智库研究如何在未来对欧盟的单一市场进行监管。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只要在欧洲经济区内任意一国设立的银行均可在本区域其他国家开展银行业务而无须接受当地审慎监管。这些银行主要依靠本国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本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但是随着冰岛两家大型银行陷入危机，而冰岛中央银行却无力相救，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有人认为冰岛危机表明，十分有必要成立一家欧洲经济区的泛欧监管当局，承担该地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且负责该地区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鼓励各国自愿参加监管者联席会议（colleges of supervisors）进行合作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监管者联席会议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在危机时此类会议容易产生冲突。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要各成员国上交手中的权力给一家新的中央监管机构势必在政治上会阻力重重。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长计议，否则欧盟的单一金融市场就无法以现在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在英国，政府已出台了一项新的银行法案，赋予英格兰银行法定职责维护金融稳定、改革存款保险并设计银行破产体系。这样的调整对银行实际运营将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还无法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对银行的结构和系统产生一定影响，其实际影响将在2009年更加明朗。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在酝酿监管改革计划。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三国已有成型的提议建议监管改革参照荷兰模式，将中央银行变为跨行业的审慎监管机构，尽管正式的法律尚未颁布。
此外，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推进。信用评级机构因本次危机成为了公众的焦点。本书第二章指出，次贷危机其实已打破了政治平衡，更严格的监管将更受青睐。这至少在欧洲是如此，欧洲已经提出了一项新的监管法规。尽管该法规目前还有不少技术问题有待解决，而且与美国近来发生的情况有所矛盾，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近期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监管体制。我们同样注意到了主权财富基金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设计了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一套良好操作准则（圣地亚哥原则），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已承诺执行。该准则的出台主要源于有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对主权财富基金收购行为的担忧。不过，美国的监管部门在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帮助如摩根士丹利等机构重新注资之后，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
本书还提到了一些有待近期解决的其他重要问题。现在对于将宏观经济研究（尤其是对潜在资产泡沫的研究）应用于监管实际操作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对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还未提出具体建议。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对信用市场的过度借贷行为是否应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应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泡沫破裂之前已经得到讨论。
此外，如何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纳入监管体系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尽管自本书完成以来这一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投资银行向银行控股公司转变的事实已经扩大了监管的范围。由美联储监管的银行控股公司显然会大大降低此前投资银行可以使用的杠杆率。因此，监管者有理由将以前属于投资银行的行为纳入监管。但是，除非监管者，特别是美国的监管者，能够保证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管，否则仅仅改变机构的名称还是有可能导致原来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投资银行业务逃离监管。这可能会影响到目前对对冲基金及将其纳入美国监管系统的有关争论。
尽管过去一年有不少监管政策纷纷出台，但是如何及时更新监管体系以适应21世纪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这一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正如本书中所述，在我们看来已经过时的“三支柱”监管模式现在仍是广泛采用的监管组织架构。当前这场监管改革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部分依赖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部分依赖于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领导能力。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如蒂姆·盖特纳（新财政部部长），拉瑞·萨莫斯（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玛丽·夏皮诺（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对目前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确实是领导这场改革的合适人选。但是，截至目前，本书所描述的基本监管架构依然坚实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想要了解目前监管体系的由来，以及希望了解当前监管改革各种声音的人来说，本书不啻为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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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完成于2007年上半年。对于下半年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并且这些事件正好印证了我们在第一章所讲述的全球金融中介结构的发展趋势。但这些事件发生之迅速、影响之广泛，使我们2008年1月在对本书进行审校时很难判断我们在2007年夏季所得出的结论是否依然合理。
我们认为，书中绝大部分内容仍然与现实相符。当前的事态发展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应该进一步推进机构与市场跨境和跨行业的监管整合。事实上，各国政府已经开始沿着我们所倡导的路径前行。七国集团已经要求金融稳定论坛及其附属机构分析当前市场动荡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将于2008年提交。我们预测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将被进一步加强，各国将以比从前更积极的态度接受和实施论坛的建议。
主权财富基金在向全球顶级金融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方面的作用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全球监管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从而更合理反映相关方的利益，并利用此机会弥补当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比如吸纳中国成为主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已显得刻不容缓。
我们还在书中指出，近年来人们对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联系缺乏足够重视。本次信贷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能在今后的经济监测中对此予以更多的关注。许多中央银行也已经意识到，如果要实现金融与货币双稳定的目标，就需要像注重货币一样注重信贷管理。
我们也看到，监管者们因忙于巴塞尔偿付力研究项目而没有对流动性监管给予足够的重视。银行倒闭往往是由于到期无法偿还债务引起，即使当时它们的净值依然很高。监管重心的偏离已经造成一些代价，现在要做的是对那些已被废弃的模型，如流动性错配阶梯模型（liquidity mismatch ladders）等，尽快重新修订并纳入监管工具之中。
最近的市场发展和竞争压力已促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在财务报告方面制定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国际会计准则在各国的迅速推进，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态度转变令我们喜出望外。这为进一步改革会计和审计标准的全球监管框架提供了良好契机。
尽管评级机构的声誉已经严重受损，需要花大力气来挽回市场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的信心，但现在谈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评级机构的监管是否需要根本性的变革还为时尚早。随着公众对这些机构业务风险的认识不断加强，市场将对其行为做出自动调整。当然，许多市场参与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在信用评估不被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把资金托付给那些治理结构不清的机构打理，其风险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监管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激烈的争论也带来了各种变化。但我们始终认为，实施综合的混业监管模式至关重要，而且我们相信，英国在危机管理方面设置的三方机制总体上是合理的。任何一个金融决策体系必须充分考虑三种不同的职能和政策目标：一是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二是金融市场的管理；三是对纳税人资金的使用。在这方面，英国政府确定由财政部牵头负责危机的处理也许是很明智的。
有关应该对英国银行破产制度进行改革的提议其实也暗含了对现行跨国金融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的破产制度的不满。尽管很幸运的是这类制度至今尚未被真实案例所检验，但它仍是金融监管体系中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此外，危机管理问题在欧盟内部已经再度引起重视，虽然出台有效的跨境危机解决方案是否还会因政治利益冲突而被延滞这一点有待观察。而且，这一问题也需金融稳定论坛在国际层面上加以解决，毕竟任何影响欧盟企业的严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正被欧盟内部深入研究，同时也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趋同”问题。在我们看来，“趋同”这个词本身含义不清。监管者真正需要考虑的是：（1）在什么情况下，监管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相同，从而为企业、企业客户以及监管者自身节约成本、提高效率；（2）在什么情况下，监管只需达到公平竞争的效果相同即可；（3）在哪些方面可以采用适度监管，从而既保证公众因其存在而信心十足，同时也使监管者有足够的灵活性通过创新来应对多变的大众需求，从而实现服务于大众的监管目标。
2007年夏天以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提升了人们对全球金融监管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希望本书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至今形成的体系结构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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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此拙作并非基于大量原创研究，而是根据我们在中央银行和监管当局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完成的（我们先是在历史悠久的英格兰银行任职，之后参与了英国金融服务局的创建）。本书取材并非包罗万象，主要是我们从日常工作中收集的一些非常实用且发人启迪的资料。最重要的是，多年来在与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金融服务局的同事密切合作与交流时，他们的真知灼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有些同事还对本书全文或部分内容进行了校对。
我们要特别感谢保罗·博伊尔（Paul Boyle）、阿拉斯泰尔·克拉克（Alastair Clark）和保罗·怀特（Paul Wright），他们均全文校对了本书的初稿；也要感谢盖德·菲茨帕特里克（Ged Fitzpatrick）、皮尔斯·哈本（Piers Haben）、艾伦·霍曼（Alan Houmann）、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和约翰·斯隆（John Sloan）。尤其是约翰·斯隆（John Sloan）设计了本书部分图表的雏形，帮助我们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机构框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后援团队，没有他们细致耐心地辨认字迹潦草的手稿和反复不断的修改，恐怕本书也难以最终完成。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提及瑞秋·吉布森（Rachel Gibson）、卡罗尔·里尤兹（Carol Liuzzi）、克莱尔·泰勒·戈尔德（Clare Taylor Gold） 和坦姆雷恩·惠托克（Tamlyn Whittock），感谢他们的帮助。
最后，按惯例，也是很有必要地要申明的是，书中观点仅为作者个人看法，不代表我们所属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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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历时半年多的编译和反复校对，《全球金融监管》中文版终于完稿付梓。2007年始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以及业界人士很多经验和教训。在此之前，已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和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问题。由霍华德·戴维斯先生和大卫·格林先生编写的《全球金融监管》一书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球金融监管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及组织结构等，也契合了当前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翻译了此书以供国内有关人士参阅。
在本书编译过程中，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特为本书作了序言，国际部主任韩明智具体指导了本书的整个编译过程。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主要人员有：廖岷、张利星、卢巍、何晓军、陈锋、吴婕、姚洛、王睿、胡雪、张萍萍、张滢、胡鹏、颜新秀、王晶、李争宇。其中，张利星对全书译文进行了校对和统稿。另外，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也得到了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个别内容与原文难免有出入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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